在中北大学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停办的经历。第一次是在太行工业学校开办两年后的一九四三年五月,全校师生奉命开赴延安,支援陕甘宁边区军工建设,学校因此而停办。一九四五年十月,上党战役取得重大胜利,长治被我军收复,八路军军工处决定恢复办学。因地处长治,遂定名长治工业学校。一九四六年七月,全国内战爆发,各兵工厂急需人员,学员奉命回厂工作,学校便二次停办。因为学校没有什么固定资产,也不存在人员调迁问题,两次停办,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华北兵工局再次决定恢复办学,以便为新中国的兵工事业发展准备人才。学校定名为华北兵工职业学校,校址选定在太原市上兰村。一九五三年,为保密起见,学校更名为华北第二工业学校。一九五五年学校的化工专业迁往太原市迎新街独立建校,学校遂更名为太原机械制造工业学校。一九五八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将太原机械制造工业学校升格为太原机械学院。一九六一年院系调整,北京工业学院四个常规兵器专业转入我校,一九六二年沈阳工业学院大学部并入我校,一九六三年一月,太原机械学院划归国防科委领导,成为国防科委直接领导的八大院校之一,学院遂成为一所享誉全国的兵器工业高等学院。
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学院处于混乱状态。到一九七零年,由于林彪集团破坏,学校竟奉命停办,改为国营红旗光学仪器厂(简称红光厂),代号为5418厂。学校从此经历了第三次停办的漫长过程。
学校第三次停办完全是人为破坏造成的,它给学校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学校从第三次开办到再停办,已经有二十一年的历史,在这二十一年间,已积累了相当的固定资产,形成了相当的办学实力,毕业生分布在全国绝大多数军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兵工事业的骨干力量。特别是六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和划归国防科委领导后,办校实力进一步加强,已成为全国唯一的一座常规兵器国防工业大学,在全国高校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突遭停办厄运,这是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一、校改厂损失巨大
学校停办,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太原机械学院的固定资产,按当时的市值计算,为两千四百六十余万,学院停办后,转入红光厂一千五百六十余万元,外调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余元,多余,报废,丢失,损坏四百二十五万元,其余为单价五百元以下设备,处于无效管理状态。学院多年积累的资产已不复存在。
停校办厂时,学校共有教师和实验人员五百四十四人,划归红光厂一百三十三人,调往北京工业学院三十人,调往华东工程学院七十六人,调往其他单位一百六十五人,剩余一百三十七人编入“待调连”等待分配,学校几十年聚集的师资队伍几乎全部瓦解。
截止改厂时,学校共有建筑面积九万余平方米,其中教学面积五万余平方米,生活用房面积四万余平方米,改厂后,教学用房改为车间,学生宿舍住了家属,破坏十分严重。
校改厂前,学校藏书已超过二十万册,改厂后,损失达五分之二以上。
二、五机部就办学问题征求意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五机部科教组一位姓霍的同志来到红光厂召开座谈会,征求办学意见,会议由厂办事组组长周传政主持,我作为办事组副组长参加了会议。
霍同志在会上讲,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五机部决定就办学问题征求一下大家意见,看有无办学的可能和办什么样的学校比较合适。他还说,部里没有决定性的意见,初步设想有两个,一个是利用五零一楼和陈列楼办学,为本厂服务,另一个设想是在铁路以南办学,为整个山西国防工业服务。
在会上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学校现有人员情况后,明确提出,一个全国知名的大学停办就不妥当。怎么还要变成厂办学校,如果厂办校,必然需要培养光学方面的人才,现在待调教师根本没有搞光学的,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
会上未作结论。
从一九七一年底到次年十月,我被借调到山西省国防工办工作,在此期间,我有意了解了山西省国防工办对办学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红光厂不能动,至于如何办学可以商量。
三、五机部决定在太原工业学校恢复办学
学校改厂后,一百三十七名教学人员和数十名各级各类干部,一直在待调连等待分配工作,这些人大多数都背着“走资派”,“臭老九”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处境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仍坚持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主动奉献,帮助一些研究所,企业,学校做了大量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覆灭,学校教职工对校改厂产生了严重的质疑。这期间五机部和山西省国防工办也开始酝酿如何办学问题。但是,由于当时总的形势并未出现重视教育的环境和氛围,加之红光厂对恢复办学本能的抵抗情绪,恢复办学问题仍迟迟得不到进展。
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全体待分配人员的热切期望下,我和厉瑞康院长、陈景堂、于守义同志去了北京,打算向五机部教育局详细陈述恢复办学的理由,争取部教育局的支持。
五机部教育局局长尹钧同志,一九五五年以前曾任我校党委副书记,后去西安创办西安仪器工业学校。尹钧同志是老领导,人比较熟,便于充分交换意见。
五机部教育局,特别是尹钧局长,非常支持恢复太原机械学院,认为当初校改厂就是个错误的决定。但是由于校改厂后,五机部已投资两千三百多万元,几乎相当于太原机械学院固定资产的总和,要把它停下来,恢复办学,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恢复办学是肯定的,焦点是原地恢复,还是异地恢复,一时半会还难以决定,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
一九七四年底,山西国防工办向五机部表明了异地恢复太原机械学院的意见。
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下午,五机部陈瑞霆、王力副部长,召见了厉瑞康、何振、于守义和我,告诉我们,关于恢复办学问题,五机部有初步设想,这就是:
(一)、基于太原机械学院已改为红光厂,五机部打算在太原迎新街太原工业学校和第二二二技工学校现址恢复办学。
(二)、教师队伍组成利用太原机械学院待分配教学人员和太原工业学校现有教师,再从学厂教师中将部分必不可少的教师抽出,期望在近期组织一支二百余人的教师队伍。
(三)、恢复后的太原机械学院学生规模拟定为两千人,争取明年开始招生。
(四)、专业
根据太原机械学院的专业基础和各企业普遍需要通用专业技术力量的实际情况,以及今后国防技术发展方向,初步拟定设如下十五个专业,即火炮设计与制造;自动武器设计与制造;弹药设计与制造;引信;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金属热处理工艺及设备;锻压工艺及设备;火砲随动系统设计与制造;工业电器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应用;火药制造;炸药制造;装药加工;化工机械;塑料成型加工。
随后五机部以(75)五机教字@1803号文下达,将太原机械学院待分配人员调往太原工业学校,正式开始了太原机械学院的恢复办学工作。
从恢复办学到一九七七年,由于专业筹建要有一个过程,加之二二二技工学校早已变成了兴安化工厂的家属宿舍,就连太原工业学校许多校舍也被周围多个企业占用着,不可能给空出来,两年的复校工作并没有什么进展。开始主要是参加基建劳动,后来又把主要精力用于揭批四人帮罪行,学校实际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
四、在原址恢复办学取得成功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接着中央召开了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会议,并决定次年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太原机械学院的教职工意识到,恢复办学已出现重大转机,争取原址恢复办学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个时机一定不能错过。
从一九七六年底开始,我们就开始细心的收集资料,重新准备原址恢复办学和异地办学的比较文件,以便向五机部进行申诉。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和何振付院长找到了五机部部长张珍同志。何振副院长在在建国前曾作为下级和张珍部长共过事,彼此还算熟悉。会见在张珍部长家里进行。这一次我们向张珍部长详细汇报了学校教职工要求原地恢复办学的强烈愿望,对原地恢复办学和异地办学的利弊得失做了详尽的比较,希望张珍部长能给予支持。张珍部长赞扬我们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为五机部的最后决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答应将我们的意见转告主管教育的副部长唐仲文同志,由他具体处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唐仲文副部长在五机部接见了厉瑞康、陈景堂和我三位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我们向唐仲文副部长递交了有关材料。唐仲文副部长表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五机部已于本月九日至十八日向红光厂派去一个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等调查报告出来后,部党组再最后决定。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赴红光厂调查组向部领导提交了调查报告。报告虽然否定了在太原工业学校办校的方案,但对于在上兰村继续办厂还是改办学校,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意见。红光厂党委主张办厂,原太原机械学院教职工从来就主张办校。山西省国防工办领导倾向于办校,但主张工厂保留,二者并存。具体如何办,要求部领导定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唐仲文副部长给张珍部长写了“关于太原光学厂恢复办校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太原机械学院改为红光厂后,至今已投入两千三百多万元资金,主产品仍不具备生产条件,工厂只能依靠基建费和科研试制费过日子,另一方面,学校又有二、三百名教师无法发挥作用。几年来工厂、省、部以及国务院国防工办都有一些同志提出恢复办学的主张。现在虽然有两种意见,但权衡利弊,多数人主张恢复办学,部党组同志碰头时,也同意办学意见。
这个报告经张珍部长和在京的李玉堂、王力、苟元书、于一等副部长传阅后,指示再和山西省国防公办商量一次,并告知,五机部已拟同意厂改校。经部党组成员传阅后,可报国务院公办批示。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五机部以(78)五机计字373号文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国防办作了“关于恢复太原机械学院的请求报告”,报告明确在原址恢复太原机械学院,保留5418厂代号,作为校办工厂。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国防工办以(78)办计字第172号文,做了“关于恢复太原机械学院的批复”,同意恢复太原机械学院,至此,几年辛勤奔波,终于迎来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五、恢复办学有关后续工作的处理
恢复办学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妥善处理红光厂的人员和设备,这项工作不走在前面,学校一切工作将无从开展。
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国防工办的批复精神,为红光厂生产三米测距机配备的设备,原则上搬往西安5228厂,其余设备留给院办工厂,学院用不上的,由五机部调出另外分配。
我们首先组织人员对现有设备进行了鉴别,留足我院机械工程系和院办工厂必须的仪器和大中型设备,其余设备,尤其5228厂需要的都尽可能运出。西安5228厂派了一个姓马的总工程师,我院由张显华副院长,我本人还有李洪荣同志负责。经过几轮协商,对搬迁设备的种类,台数和搬运方式取得了一致意见,这项工作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全部结束。
关于人员的处理,五机部原先决定院办工厂编制为五百人,调往西安5228厂不超过二百人,一九七九年五机部在河南新乡市召开计划工作会议,我和张显华副院长赴会,为了不给学校背包袱,经协商校办工厂改为编制三百人,对于红光厂现有人员,凡教学需要的,都尽量动员回校办学。搞光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调往5228厂,确实去不了的,经协商调往太原光学厂。其余学校用不上的人员,或自找出路,或由学校设法调出。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底,总共调出一千余人。
一九七零年学院停办改厂时,教学人员失散很多,算上实验员,总共有一百三十七名教学人员,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调出的教师都要求家庭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的人员,凡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历史上有或大或小的问题,社会关系复杂,尤其有海外关系的所谓“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均无处可去,当时的待调人员大部分被划入这一类,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批人当中,有较高学术造诣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竟占到二分之一以上,正是这批人成了新生的太原机械学院的中坚力量。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待分配人员已预料恢复办学指日可待,于是在一九七七年便在五零一楼招收了一个二十名学员的数学本科班,以便为复校做准备。依据当时的力量能办起一个数学本科班,就足以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新生的太原机械学院的办学实力。
正式恢复办学后,工作千头万绪,除从新组建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系统、接管红光厂的其他管理系统并进行改建外,最重要的工作是壮大教师队伍。到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各方面工作就基本上步入正轨。学校原有教学人员,红光厂归队教学人员和陆续调入的教学人员加在一起也已组建起一支三百多人的教师队伍,满足了当时的教学需要。
六、结语
为了恢复办学,学校许多同志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度过了四年多艰苦岁月。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除了仔细摸清和掌握各种资料,书写各种书刊文件外,还要不顾家庭困难常年住在北京,为的是不错过一个有利于恢复办学时机,不错过一次部领导召见的机会,不漏掉一个有利于办学的信息。在这几年里,除经常找部领导和有关部门寻求支持外,还找过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郑汉涛(是一九四九年在上兰村开办华北兵工职业学校的决策人之一)、乔治两位副主任,我本人通过一定渠道找到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郑林同志,请求省委给与支持。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同志年复一年,不辞劳苦,为恢复太原机械学院而四处奔波呢?这都源于我们学校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远在太行工业学校时期,我校就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为了坚持办学,为了国防事业,学校从领导到学员都有人献出过自己的生命。从太行工业学校起,一直到建国后的很长时期,国家都处于困难境地,我校的先驱硬是把一个连中等专业学校都够不上的学校,办成了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危险的环境,艰苦的条件,养成了全校教职工的不屈意志和顽强拼搏精神。学校从建立就形成一种好的风气,这种风清气正的人文环境,是一代又一代毕业生怀念母校的重要原因之一。“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团结拼搏的实干作风,风清气正的人文环境”,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传承,在弘扬的太行精神,就是这种精神支撑着大家,养成了只要认准目标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可贵品格。现在的中北大学和七十年代的太原机械学院已今非昔比,除占地面积扩大外,建筑面积已相当于当时的十倍,在校学生人数是当时的十六、七倍,办学条件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如果中北大学每一个成员,都认真的领会太行精神的真实含义,都认真的履行和弘扬太行精神。我们就会永远充满激情,永不懈怠,就会不断提高自己履行职责的能力,勇敢地面对任何困难,团结拼搏,勇往直前,努力把中北办成一流大学,实现中北几代人殷切的期望。
(作者:许上栋)